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叫张蕴古审讯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唐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唐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李好德博戏。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唐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佐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能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为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贞观二年，张蕴古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为古往今来，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虚怀若谷，以民为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让感官之娱得到约束。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以牢记君王应有的规范。根据四季调节他的忧愁快乐，根据日月星三光检查他的得失。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在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桀、纣的酒池可以行船，糟堤长达十里，极尽享乐之能事。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于女色会戕害人性，在外热衷于游猎就会扰乱人心；难得的财宝奢靡，亡国之音淫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听说夏禹吃饭时还频繁站起来为国事操劳；魏文帝欲迁冀州百姓十万户填充河南，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安定那些心怀猜疑的人，要像春天的阳光、秋天的露水那样温和；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

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众人指责的人就加以处罚，众人赞赏的人就实行赏赐。削弱强暴的势力去治理混乱，伸张正义去纠正冤案。所以说，秤和石并不能确定物品的重量，但物品悬挂后便会显示出重量；清水和铜镜，它并不能显示物体的形状，但物体影照其内，美丑就会得以显现。不以混沌不清为污浊，不以洁白无尘为清明；不以昏暗不明为愚昧，不以苛察为精明。虽然帽子上的旒可遮住双目，但能视物于未形成之际；虽然黈纩挡住双耳，却能听声于尚无音响之时。一颗心驰骋于清纯明澈之境，精神遨游于大道精华之中。敲击物品的轻重不同，便会有相应的回响；盛酒的器皿随酒杯的深浅各自盈满。所以说：天有道则清明，地有道则安宁，君王有道则天下公正。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万物无所作为而自然天成，哪还需要帝王征战南北，才会天下太平。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

陛下顺应天意，使民风淳朴；百姓感念良好的开端，但没有保持到最后。于是陈述清明治道，希望陛下能洞察一切。用诚心役使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要包容治国之体，要损益言词诏令。天下为公，皇帝有善行嘉言。像商汤一样网开一面祝祷神灵，如舜帝一样操琴颂诗；每天都能对这些事念念不忘。灾祸是人招致的，幸福要靠天的保佑。群臣要敢于直言进谏，斗胆献上前面的疑问。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他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疏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的想法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