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官员如果有所避讳不敢说，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人得其所，那计较过去鸡毛蒜皮的事还有什么用呢？如果选拔的官员不能胜任他所担任的工作，这比起疏远他们又有什么区别？自己不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那又凭什么指责别人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对国君也没有什么好处啊！皇上既然对下边的人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下边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下边的人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迷惑；臣子之间不了解，那么国君就会很劳累。”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不能好好地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如今，皇上的臣子来自和遍布五湖四海，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镇定自若的，我私下认为可能还没出现。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既然是信任，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托付；怀疑别人，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信任。这些难道都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的关系等同鱼和水，更应该这样。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就会像稷和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现在，要是臣子的忠心不够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造成的。国君对待臣子优厚，臣子侍奉国君就会忠诚。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可以与三皇五帝同列。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唐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特地询问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勤于政事,追仰前人的功业和圣贤。对于德行、仁义、功业和百姓的利益，我时常把这四个方面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所兴的利。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少些，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德与仁自然就会体现在陛下身上。”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创建了基业的国君，为何到其子孙掌权的时候，国家就陷入了混乱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由于太子从小生长在宫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能识别人间的真与假以及国家安与危的道理，所以他们一旦做国君，就容易发生祸患以致国破家亡。”唐太宗说：“你把亡国的过错归于国君，我却把它归罪于大臣。王公大臣的子弟大多数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全凭借前辈的功劳做大官，不注意加强品德修养，一味放纵奢侈。国君年小懦弱，臣子又没有才德，国家危险而不去扶助，国家怎能不乱？隋炀帝为表彰宇文述的功劳，给予他很高的爵位。但是他不想如何报效君主，他的儿子宇文化及却造反杀害了国君，这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我这样说，是想让你们勉励、告诫自己的子女，使他们不要犯错误，这就是国家值得庆贺的事了。”唐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受隋朝恩惠最多的大臣的子孙，却都造反了，是什么原因呢？”岑文本回答说：“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能永远记住别人的恩德并知恩图报，但玄感、化及都是小人。这是古人尊敬君子而轻视小人的原因所在。”唐太宗说：“你说得对呀！”
论君臣鉴戒，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为此，贞观君臣从早自桀、纣，近至隋炀帝的覆败为鉴戒，来说明“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道理，指出隋炀帝无道，但“臣下亦不尽心”“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唐太宗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醒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的道理。他又引用孟子“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的君臣关系来告诫唐太宗，认为“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这些话的确意义深刻。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使官员精简。所以《尚书》说：‘只应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虽然人少也足够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头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被记载在古书上，不可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好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制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的方案。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方案，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像音乐、杂艺等超过一般人的一技之长，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各位栋梁之材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的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政务，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忙不过来，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此类的事情，才交给仆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