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叫张蕴古审讯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唐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唐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李好德博戏。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唐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佐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能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为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贞观二年，张蕴古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为古往今来，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虚怀若谷，以民为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让感官之娱得到约束。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以牢记君王应有的规范。根据四季调节他的忧愁快乐，根据日月星三光检查他的得失。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在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桀、纣的酒池可以行船，糟堤长达十里，极尽享乐之能事。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于女色会戕害人性，在外热衷于游猎就会扰乱人心；难得的财宝奢靡，亡国之音淫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听说夏禹吃饭时还频繁站起来为国事操劳；魏文帝欲迁冀州百姓十万户填充河南，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安定那些心怀猜疑的人，要像春天的阳光、秋天的露水那样温和；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
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众人指责的人就加以处罚，众人赞赏的人就实行赏赐。削弱强暴的势力去治理混乱，伸张正义去纠正冤案。所以说，秤和石并不能确定物品的重量，但物品悬挂后便会显示出重量；清水和铜镜，它并不能显示物体的形状，但物体影照其内，美丑就会得以显现。不以混沌不清为污浊，不以洁白无尘为清明；不以昏暗不明为愚昧，不以苛察为精明。虽然帽子上的旒可遮住双目，但能视物于未形成之际；虽然黈纩挡住双耳，却能听声于尚无音响之时。一颗心驰骋于清纯明澈之境，精神遨游于大道精华之中。敲击物品的轻重不同，便会有相应的回响；盛酒的器皿随酒杯的深浅各自盈满。所以说：天有道则清明，地有道则安宁，君王有道则天下公正。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万物无所作为而自然天成，哪还需要帝王征战南北，才会天下太平。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
陛下顺应天意，使民风淳朴；百姓感念良好的开端，但没有保持到最后。于是陈述清明治道，希望陛下能洞察一切。用诚心役使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要包容治国之体，要损益言词诏令。天下为公，皇帝有善行嘉言。像商汤一样网开一面祝祷神灵，如舜帝一样操琴颂诗；每天都能对这些事念念不忘。灾祸是人招致的，幸福要靠天的保佑。群臣要敢于直言进谏，斗胆献上前面的疑问。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他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疏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的想法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这个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