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唐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匈奴人人面兽心，和我们汉族不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一旦强大，就会成为盗贼、侵略者；一旦弱小，就谦卑顺从。不讲恩德情义，是他们的天性。秦汉时，他们是中原统治者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几乎达到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含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道：“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黄河以南、以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的统治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以南，靠近中原，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呢？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来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安抚，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炫耀武力，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在隋朝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是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尽管此话有理，但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袭唐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唐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定襄城建立警卫部队镇守，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不久就发觉对匈奴的劳费日益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儿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徵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那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与亲人离别，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是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戍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如果张掖酒泉有变故，从高昌得不到一点支援，还是要调动陇西各州的兵马，迅速平定动乱。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谷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拥立自己的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曲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呢？”

唐太宗在位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了突厥，使之归附大唐，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讨如何安置突厥人，群臣纷呈“安边之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书令温彦博主张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等朔方之地，他认为：“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这个方案。而魏徵则坚决反对，提出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主张，认为“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唐太宗没有采纳魏徵的意见。到贞观后期，唐太宗则悔恨“不纳魏徵言，几失久安之道”。